永新困敌
当红军大队远离边界出击湘南后，边界的军事实力只剩下红三十一、三十二两个团。这时，占据永新城的湘敌吴尚第八军和赣敌王均第三军、金汉鼎部、胡文斗第六军共计11团，协同“会剿”根据地。为了保卫井冈山根据地，边界特委决定由袁文才率领红三十二团防守宁冈，毛泽东率领红三十一团以游击战争在永新困敌。
7月中旬，毛泽东在永新西乡召开了干部会议，把三十一团分成东、北、中三路，分别成立了行动委员会指挥这次行动：以第一营的第二、三连组成东路行委，毛泽覃为书记，陈毅安为指挥，在永新东乡活动；以第三营的第六、七连和第一营的第一连组成北路行委，宛希先为书记，伍中豪为指挥，在永新北乡活动；以团部特务连和第三营第九连组成中路行委，以何挺颖为书记，朱云卿为指挥，在永新城郊活动。中共永新县委动员了万余名革命群众，配合各路红军，参加袭扰敌人的军事行动。为及时了解掌握永新城内的敌军动态，还派谭震林在永新城内建立秘密军事交通站，收集传递军事情报。
在毛泽东的组织、领导下，第三十一团和永新数万革命群众，以四面游击的方式，日夜袭扰敌人，使敌寝食难安，将敌11个团之众的赣敌围困在永新城内及附近30里内达25天之久，坚决地遏制了敌人对根据地中心的推进。杨克敏记述这次困敌时说：“我们所占的优势是：（1）地势熟谙；（2）敌情较明；（3）以逸待劳；（4）历次败敌，敌畏我威；（5）每次作战都有群众参加，把军队杂在群众中去对付敌人，可以说得到群众的拥护；（6）采用游击的群众战术，军队与群众在敌前后左右，出没无常，扰乱敌人，使敌难以应付。敌人则完全反是，地势又不熟，我们的情形他全莫名其妙，又无群众帮助他们，士兵都惧怕我们作战的勇敢。所以我们得以极少的部队与多数倍于我们之敌周旋十余日至二十五日之久，敌终无奈我何。”
永新困敌体现了毛泽东非凡的胆略与杰出的军事指挥艺术，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的奇观。
然而，红军大队在湘南失败的消息，及我根据地内的真实力量被敌探悉，敌人继而大举反攻。为保存有生力量，红三十一团主动退出战斗，转入山区进行游击斗争，赣敌于是进占永新、莲花、宁冈。
不久，赣敌忽然发生内讧，第六军胡文斗部6个团仓皇退出，随后与王均的第三军战于樟树。留下的赣敌5个团，亦仓皇退守永新城内。这时，如果我红军大队“不往湘南，击溃此敌，使割据地区推广至吉安、安福、萍乡，和平江浏阳衔接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尽管因红军大队远出湘南而丧失了破敌良机，赣敌胡文斗6个团退出根据地和金汉鼎5个团退守永新城内，即宣告了敌人第一次“会剿”的破产。
8月上旬，赣敌得悉红军主力远去湘南的消息后，又毫无顾忌地向根据地发起了猛攻。这时，红三十一团已退入永新山区。
为了挽救根据地的严重局势，毛泽东于8月中旬在永新西乡靠茶陵县境的九陂村，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军中宛希先、朱云卿、何挺颖、陈毅安，特委书记杨开明，永新地方党、军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总结永新困敌的经验，调整应敌对策。
会议开始不久，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又来到九陂，并带来了湖南省委给四军的一封指示信（即《给湘赣边特委的补充指示》）。《补充指示》提出：“红军向湘东发展的战略在目前形势下是绝对的正确，红四军应很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取得萍（乡）、安（源），武装安源工人，建立赣边、湘东平江各区暴动的联系，与湘南暴动相呼应。”
对湖南省委的这封指示信，毛泽东感到十分气愤。后来，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记述道：“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为此，毛泽东在会上曾大声反问袁德生：“既然省委认为湖南的局势异常高涨，那么，请问：湖南的工人运动怎么样？有无罢工？学生运动如何？有无罢课？白军工作如何？有无哗变？农民斗争如何？有无新的武装暴动？”
袁德生被问得哑口无言。因为他刚回去不久，省委又派他来了，对上述情况一无所知。
会议对湖南省委在不明了情况的前提下，一会指示往湘南、一会又指示往湘东的武断态度极为不满，认为边界只剩两个团，如果再去湘东，本来处于十分危险的边界将更加危险，因此会议决定不去湘东。
会议正在进行中，突然来了个叫贺礼昌的农民，是给红军大队挑伙食担子的。他给会议带回一个惊人的消息：红军大队兵败郴州，二十九团几乎全团覆灭！
会场的空气顿时像凝固了，大家无不惊色。毛泽东，这个坚强无比的伟人，都为之潸然流泪！
于是，会议主题为之一变。经紧急商议，决定由毛泽东亲率红三十一团第三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留下红三十一团第一营、特务连会同红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
湘南兵败的消息，连袁德生也感到意外；与会人员的慷慨言行，使这位省委特派员也为之动容，一改初衷，表示同意此举，不再提去湘东之事了。
九陂会议直开到深夜才结束。这个会议，很多党史著作未曾提及，对边界斗争来说，却事关重大。